朱光潜方东美美学家朱光潜与哲学家方东美的故乡近在咫尺，同属安徽桐城县(现属枞阳县)。二人又是桐城中学的校友。他俩的“友谊极深”。朱先生是诗评家，方先生是“诗哲”。朱先生高度评价方先生的诗为“兼清刚鲜妍之美”；方先生抄赠朱先生25首诗。如果不是为海峡所分离，他俩定会有更多的诗词唱和。

　　一

　　朱光潜，字孟实(1897-1986)，是安徽省杰出的乡贤，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名教授，我国现代美学史上的大美学家，享誉中外。

　　方东美，(1899-1977)，也是安徽省杰出的乡贤，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名教授，我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大哲学家，闻名于世。

　　他们两位，既是同乡，又是同学，更是终其一生的知己好友，也是一对诗友。

　　朱先生于1912年考进桐城中学，方先生于1913年也考进了桐城中学，俩位先生在桐中虽不是同届，但却无妨他俩成了很要好的同学，并且还是好了一辈子的老同学。方先生于1948年赴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任系主任和研究所所长。于是，他就热情邀请朱先生前去。但不料竟然遭到文学院院长的妒忌，不予同意。“先生悲愤之余，立辞系主任及研究所长职，并与文学院院长某永远绝交。”可见，他们两位的友谊非同一般，确是经过严峻考验的。所以，在《方东美全集》的《附录人名简介》中，写明朱先生“与东美先生多年同学，友谊极深”云云，可作为“盖棺论定”。

　　二

　　两位先生对于诗学，无论中西，造诣都很精深。朱先生回忆说道：“父亲是个乡村私塾教师。我从6岁到14岁，在父亲鞭挞之下受了封建私塾教育，读过而且大半背诵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

　　朱先生上中学时，更加喜爱中国古诗。“我得益最多的国文教师是潘季野，他是一个宋诗派的诗人，在他的熏陶之下，我对中国旧诗养成了浓厚的兴趣。”

　　1925年，朱先生考取安徽官费留学，进入英国爱丁堡大学，专攻过英诗。“令我至今怀念的导师有英国文学方面的谷里尔生教授，他是荡恩派‘哲理诗’的宣扬者，对英国艾略特‘近代诗派’和对理查慈派文学批评都起过显著的影响。”朱先生在英、法、德三国留学长达8年之久，学了很多课程，研究了很多学问，也写了很多著作，其一就是《诗论》这本书。

　　朱先生的这部《诗论》专著非同寻常，俨然成了他的代表作。他正是拿了这本书，进入北京大学，并成了他当教授的“资格证书”。“回国前，由旧中央研究院历史所我的一位高师同班友好徐中舒把我介绍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并且把我的《诗论》初稿交给胡适作为资历的证件。于是胡适就聘我任北大西语系教授。”众所周知，论文不易，论诗更难。朱先生还写了不少论诗的专文。朱先生实是一位诗评的大家。

　　朱先生于1942年在这本名著的《抗战版序》中写道：“写成了《文艺心理学》之后，我就想对于平素用功较多的一种艺术诗歌作一理论的检讨。在欧洲时我就草成纲要。”1984年，朱先生在该书的新版《后记》中写道：“在我过去的写作中，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诗论》。”朱先生何以以《诗论》作为自己的心爱之作呢？他具体地说道：“我在这里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么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也作了探索分析。”

　　三

　　方先生也受到中国传统诗教的熏陶。“幼承庭训，深沐经史古典文化熏陶；加之，夙慧天成，秉彝非凡，三岁受诗经，过耳成诵，有神童誉，如以智然。”方先生对《诗经》素有研习。他读金陵大学哲学系时还怀着浓厚的兴趣选修了《诗经》一课，希冀能有所增益。但“开课不久，一天，教授在台上讲，台下有人低声说‘错了！’教授皱了一下眉，继续讲课；台下又有人说：‘错了！’教授生气了，大声问：‘谁说我讲错了，谁就来讲！’方先生站起来说：‘我们是学生，我们是来听课的。’教授气更大了：‘你既能说我讲错了，你就应该上来讲！’方先生从容出位，走上讲台，先向教授鞠躬，便将教授讲过的一段诗经，重新讲解，详征博引，既辞义明白，又趣味盎然，人人凝神静听，直到下课钟响了，方先生再向教授鞠躬而退。教授走出了教室，方先生得到全班如雷的掌声。”

　　于是，方先生的国学根基深厚之名声，传遍全校，成为大家的共识。著名的教育家、校教务长刘伯明博士曾对文学院文史哲各系负责人明言：“你们要请国学老师，有两个学生——方东美、黄仲苏的关恐怕不容易过，最好先征询他们的意见。”

　　方先生既精通英语和德语，又精通西方的诗。诗人张佛千回忆说道：方先生对西方的诗的“情理神韵”，“能以其大慧”，予以“深赏妙解”之。所以，他在自己的哲学专著里往往引用了很多西方的诗。特别是，他能“信、达、雅”地将西方的诗“译为中国五言诗，辞意兼美，置之古人佳作中，亦无逊色”。

　　方先生不但热爱中国古典诗，会翻译西方诗，而且还乐意写中国古诗，他一生写了近千首之多。但是，他却不轻易示人。“我除掉写一点哲学的著作以外，同时也还写了一点诗、一点词，但是这种东西平常不示人的。所谓诗同词，在中国就是印出来，也是非卖品……所以有许多人就把诗集词集叫做‘待焚稿’，是自己预备给烧掉的，这完全是作者自己的真情的寄托。”所以，人们往往只知道方先生是一位哲学家，而不知道他同时又是一位诗人。他认为“中国很多哲学思想即充满诗意”。他还主张哲学与诗是会通的。“本来是兼综先知先觉、诗人、艺术家同圣人的资格，然后才构成完备的哲学家。”他坦言相告：“我自己的真情感，也许不在我的思想里面表现出来，而是在我的诗词里面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了。”

　　方先生的长子方天华，在方先生逝世后出版全集中的诗集——《坚白精舍诗集》的《后记》中，开头就追忆说道：“国内外学术界认识先父方东美教授的人士，都知道他是颇有成就的哲学家。不过对于他诗词造诣熟悉的人，不算很多。这是因为父亲借用诗词发挥自己私人的情绪观感，除了对于家人和少数知交，他不轻易出示作品。”我们上中学住在家中，“夜深梦醒，常听见父亲在他的书房兼卧室里吟诗。他时常利用夜间的宁静，读书写作，要到清晨三四点才就寝。”但“他如有自己得意的诗词，就等不及向母亲和我们诵读。”

　　方天华也回忆说道：“父亲的诗词大部分是在重庆八年抗战期间写作。那时我们全家住在沙坪霸嘉陵江畔中央大学教职员宿舍的栾家院。似乎生活愈苦，父亲研读愈勤，诗情愈浓，这大概也就是所谓重庆精神。”他实话实说，父亲所谓的“坚白精舍”，无非就是“我家的泥墙陋屋”。他还形象地描绘出他父亲吟诗的动人的情景：“嘉陵江对面磐溪的瀑声，江中石门的急涛声，岸边纤夫的歌唱声，常与相咏相应，极有情趣。”他最后道出了他父亲对诗之所以青睐的原因。“父亲在世常引歌德，说诗的功能在作生命之梦。”

　　四

　　2019-08-18，朱先生拜读到方先生的几首诗后，感慨良多，欲罢不能，遂走笔成函。朱先生于信的开头就很感激地说道：“济吾来，以尊诗见示，捧读再四，欣喜欲狂。”这几首诗，是方先生请济吾先生专门送请朱先生过目的，还是济吾先生本人主动出示的，似乎并不明白。这虽是问题，但无关乎实质。关键问题则是，这究竟是哪几首诗呢？但是，朱先生的信中并未一一言明，朱先生的全集似乎也未再加以交代了。我们不能不引以为憾！

　　朱先生对新文化运动对古典诗词的冲击，不以为然。“五四时代，倡新文学运动者，对旧诗颇肆抨击。”对其不良影响甚感忧虑，“近日士子方竞骛于支离破碎之学，此道或送终绝命。”“时下诸公颇有‘轻薄为文’……”。同时，以反语充分肯定了方先生写旧诗的意义与价值。如果“大雅不作”，则我就“为杞忧矣”。

　　但是，朱先生也充分认识到古典诗词应与时俱进。他清醒地指出：“惟亦觉文艺随时变迁”的理念，并以诗史事实为佐证，“中西史实所示至彰明较著”。否则，“泥古不化，亦不免是钻牛角尖，终无出路。”并为此进行了具体的论证。

　　最后，朱先生再次虚心地向方先生求教。“弟于诗词，喜其造意深微，而造语浅显者，此或为偏见，亦或由于浅学。兄于此道，造诣甚深，甚望有以启导之。”同时，提出索取方先生诗作的要求：“暇时如有兴致，迄书尊诗数首于一小条幅，俾悬之座右，可以当晤对。”并热情邀请方先生同游峨嵋。“今夏轮船可直航嘉定，能来峨嵋一游否？如不在新生考试时，弟可做东道与导游也。”

　　方先生似未回函，因为两人全集里都无记载。但方先生却以诗代函。此诗题为《孟实约赴成都同游青城峨嵋懒散未应却寄》。诗云：

　　峨嵋皓月蛾眉态，峭壁青山峭笔苔。娟娟艳舞千雯，粲粲妍簪万萼梅。

　　未除玄览遭狂笑，肯写文心娱赤孩。峡外烽烟危客感，鸣鞭怕近望乡台。

　　方先生应朱先生之求，同时又抄录了以往所写的24首诗相赠，以供朱先生欣赏。现仅列出诗的题目依次为：《中秋后二日梦回望月》、《始学为诗却寄意瑰兄慰离情》、《心境》、《初夏录树辍丹叶灿若繁花》、《破晓云山》、《渔舟》、《雷雨》(重抄了一遍，且将题目错为《巫山风雨》——引者注)、《巫山风雨》、《秋思》(八首录二)、《水仙》(译自英诗——引者注)、《落叶》、《观云》、《幽兰吟》、《红豆》、《渝州杂咏》(二十首录四)、《蜀中书感》(重抄了一遍——引者注)、《雨后盘溪观瀑》(庚辰生日作)、《闻鹃》、《藜杖》、《堰口即景》、《林下卧听流泉芙初悄然以瓣花相掷因戏赠》(与原题稍异——引者注)、《读易》。这些诗均已收入《坚白精舍诗集》。

　　方先生的赠诗受到极高评价：史学家黎东方教授谓其诗必传。古典学者兼文艺评论家钱锺书教授，1987年访美经华盛顿时，迳对弟子陈一川叹曰：“中国古典诗人如方先生者，今后绝矣！”这些评价当然也是我们读方先生诗的最好的导读词。